李罕梁博士：文化遗产游客情感体验探析，场所依恋与满意度如何决定行为意向

【编者按】

在文旅融合深度发展的背景下，文化遗产地（CHDs）已不再是单纯被动展示历史陈列的空间，而是演变为承载集体记忆、传递文化价值、凝聚情感联结的核心旅游场景。游客在文化遗产地的体验早已超越单纯的观光，更多转向情感共鸣与意义的追寻。然而，现有文献中专门探讨情感体验如何影响文化遗产旅游（CHT）结果的研究仍较为匮乏，尤其在厘清场所依恋、满意度等情感类中介变量的作用机制方面存在明显缺口。

此前，浙江珞拾李罕梁博士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ts' emotional experiences: How place attachment and satisfaction determine behavioral intentions》一文，被SSCI期刊Acta Psychologica（《心理学学报》）收录。该研究基于对499名国际游客的实地调研数据，系统解析了游客情感、场所依恋、满意度与推荐意愿之间的结构关系，以及场所依恋、满意度在游客情感与推荐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机制。研究不仅为旅游消费系统理论提供了新的场景化补充，为构建更完善的心理学模型提供了依据，也为文化遗产目的地的体验设计与运营管理提供了兼具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的实践指引。

-文章观点-
PART.1
不同情感维度对文化遗产地游客行为意向的影响

旅游目的地营销者往往通过分析游客消费模式来把握其态度与行为逻辑。尽管旅游研究已日益关注游客满意度与场所依恋，但现有研究仍多将游客情绪状态笼统视为宽泛的未分化概念，未能有效区分快乐、爱、惊喜等离散型积极情绪的独特影响。这种泛化处理限制了理论体系的深化，也阻碍了情感共鸣型遗产体验的精准设计。

现有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宏观层面的重游意愿趋势分析，例如采用文献计量模型或形象满意度模型展开研究，却未能深入剖析情感层面的前置影响因素；通过满意度和情感依恋路径探讨目的地形象与重游意愿的关系，但缺乏对情感特异性机制的细致拆解。

本研究以旅游消费系统理论为支撑，系统阐释了游客的情感体验、个人要素与场所要素之间的关联，及其与行为意向的内在作用逻辑，并将目的地情感量表（DES）应用于评估游客在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的情感体验。基于现有文献及逻辑论证，研究提出以下核心假设：

· H1(a) 快乐情绪对CHT的推荐意向具有正向影响；

· H1(b) 爱对CHT的推荐意向具有正向影响；

· H1(c) 惊喜对CHT的推荐意向具有正向影响。

◎概念框架
来源：《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ts' emotional experiences: How place attachment and satisfaction determine behavioral intentions》

为验证假设，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法，在巴基斯坦朱利安・塔克西拉世界遗产地开展实地调研获取一手数据，并结合验证性因子分析（CFA）与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数据检验与模型验证，为精准解析情感体验的价值提供了扎实的方法支撑。研究结果显示，游客的离散型情感体验（尤其是快乐、爱与惊喜）会显著影响其行为意向、场所依恋及对文化遗产目的地（CHDs）的满意度。这表明情感体验并非文化旅游的附属情感产物，而是驱动游客与场所建立有意义联结的核心心理机制。其中，快乐被证实是对推荐意向影响最显著的情感体验维度。

PART.2
旅游者情绪、满意度与场所依恋的中介效应

心理学相关研究表明，游客在目的地消费过程中会产生即时情感体验，并在消费后阶段进行系统性情感评估，这一心理过程会直接影响其对产品、服务、场所及目的地的依恋程度(Dwyer et al., 2019)。场所依恋是指人类与物理环境之间的深度关联，根据态度理论，它体现为个体或群体对空间环境的整体性态度(Jorgensen & Stedman, 2006)，包含自我参照性信念、情感联结及行为承诺等核心要素(Dwyer et al., 2019)。从情感维度来看，场所依恋包含两大核心维度：场所认同与场所依赖(Hosany et al., 2017)。场所认同体现游客的情感重要性感知、意义感、归属感、自我认同及人生价值关联；场所依赖反映目的地环境设置在特定情境下对游客实现多重旅游目标的支撑作用。

而满意度常被视作关键中介变量，用以调节游客情绪体验对行为意向的影响。通过满意度转化的情绪体验，能够有效解释口碑传播现象的产生机制(Hosany et al., 2017)。既往研究已揭示游客情绪对目的地忠诚度和推荐意愿的正向影响。在零售业中，顾客满意度在情感体验与推荐意愿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Walsh et al., 2011)；在文化旅游领域，体验质量与满意度共同调节着参与度与推荐意愿的关联(Altunel & Erkurt, 2015)。

作为中介变量的场所依恋还会影响目的地形象与满意度、目的地形象与行为意向、旅游体验与幸福感、文化参与与目的地态度之间的关系(Li et al., 2021; Song et al., 2017; Vada et al., 2019a, 2019b)。本研究进一步证实，场所依恋与满意度共同介导了文化遗产游客（CHTs）的情感体验与推荐意愿之间的关系。

此外，满意度与场所依恋的中介作用证实了情感影响的连续性特征——离散型情感先培育情感联结（场所依恋），进而形成评价性判断（满意度），最终转化为行为忠诚。这种过程导向的认知有助于完善旅游情感模型，突破静态关系的局限，同时凸显了设计情感层次丰富的遗产体验的必要性。

PART.3
游客情感体验视角下文化遗产旅游的实践启示

本研究为文化遗产目的地管理者、体验设计师及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兼具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的实践建议，旨在通过情感共鸣与情境敏感策略提升游客的推荐意愿。

一是，积极策划情感沉浸式体验。管理者可推出导览式故事讲述、寻根溯源服务或互动展览，唤起游客的个人或集体文化记忆。例如，通过重现历史人物生平、还原考古发现过程的叙事，激发游客情感共鸣，加深情感联结；融入传统音乐、民俗仪式或古代生活习俗重现等现场表演元素，营造共同归属感与文化意义感知。

二是，激发游客惊喜体验。巧妙融入探索元素、象征性仪式或沉浸式技术，挖掘并展示遗址中鲜为人知的文化特色。例如，借助增强现实（AR）技术，让游客能在现有遗迹上直观呈现古代建筑全貌；通过虚拟时空穿越模拟，打造令人惊叹的沉浸式场景。需注意的是，这些创新元素应与遗址真实性相契合，实现惊喜体验与文化完整性的有机统一。

三是，实施差异化服务策略。市场细分策略至关重要，针对学术研究型游客，可提供现场考古演示、专题历史讲座或档案资料查阅服务；针对普通休闲游客，则可设计声光秀、主题展览或地方手工艺参与等感官丰富的体验项目，满足不同群体的核心需求。

四是，数字基础设施需发挥更突出的作用。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情感连接作用：基于智能手机的情感叙事、物联网互动装置等，可在游客抵达前就建立情感共鸣；开发人工智能驱动的对话式导览或虚拟讲解员，根据游客偏好提供个性化叙事服务，增强参观前的期待感与参观后的回味感，延伸情感体验周期。

五是，构建多层级政策支持。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加大对智能旅游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为沉浸式情感体验提供硬件保障；资金应优先投向文化科技创新、景区导游专业能力建设以及社区参与式活动策划。作为地方情感纽带的当地社区，应被赋予更多自主权，鼓励其举办季节性文化节日、传统养生活动等，将游客情感体验、文化遗产传承与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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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节选自《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ts' emotional experiences: How place attachment and satisfaction determine behavioral intentions》
作者：Hanliang Li a , Sughra Bibi b , Shahida Kanwel c,* , Asif Khan a,* , Bahar Hussain d
a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Cultural Tourism, Hangzhou City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5, China
b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Sci-Tec University, Hangzhou, China
c School of Management,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Jiangsu 212013, China
d Institute of Business Management Sciences,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Faisalabad, Pakistan

小贴士
Acta Psychologica是由Elsevier B.V出版的心理学开放获取期刊，涵盖临床与健康心理学、认知、个体差异、工业与组织心理学等多个领域。作为同行评审期刊，其最新影响因子为1.984，属SSCI期刊JCR-Q2区，在实验心理学类别中排名第70位（Q4）。该期刊是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核心收录期刊，隶属于心理学大类，在国际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其发表的论文被视为心理学研究领域的高质量成果，是学术评价、课题申报、人才考核中的重要参考依据。